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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講益陽大碼頭商業水運文化的故事時，一個無法回避、也不應該回避的問題，那就是娼妓的問題。
娼妓現象，可說是人類進入文明史以來就有之，它與社會的經濟狀況成正比，因人的生活需求排列為；食、色、性也，當前兩項的需求有所緩解后，那么，性的需求就凸顯出來，因此，在另一個層面上來講，它可說是與社會道德無關、但與社會經濟狀況密切相關、是社會經濟繁榮穩定的一種體現。大碼頭商業水運文化鼎盛時期，娼妓現象也反映出了這種局部經濟繁榮，并且帶有濃重的大碼頭商業水運文化特色；
在近代社會的大中城市里，尤其是在繁華熱鬧時期，娼妓現象可說本身就是一個城市經濟繁榮與否的晴雨表。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說是經濟的活力。大碼頭經濟繁盛時，也和國內其它繁華城市一樣，娼妓可分為三大類型；
1.公娼。公娼又因規格和等級的不同，又有“堂班”和“窯班”之分。所謂“堂班”，即由政府批準，且受過一定的職業技巧培訓的高級妓女，這類妓女都具有一定的才藝，一般都是接待上等客人，收費也是最高，在五個大洋至十個大洋不等，且是明碼掛牌標價，自然，也是公開照章納稅。在宣統和民國年間，益陽這種比較有名氣的“堂班”有四家，大碼頭兩家，分別為“人際花園”（在現在資陽區公安局后面）和“養性花園”（在現在資陽區政府的地址）。“花月樓”（在資陽區北門巷子內）和“冰雪花園”（在資陽區湘劇院的巷內），自然，這也是益陽城區的最高色藝水準，進入這里的都是金多位尊之輩，這里花錢如流水，國內的新鮮洋玩意和潮流服飾都在這里集中展示，當然，更有身份的大爺們則是“傳條子”，展示轎車把小姐接出去玩樂。
與此相比，“窯班”則要低級得多，通稱“窯姐”，從規格上來講，窯班為警察局所批準，“窯姐”也沒經過什么培訓，自然也就不能掛牌，其價格在五十文至一塊大洋之間不等，一般就在老鴇的家里接客，也有被包到家或開旅館的，但平時多站在門前拉客，所謂的“倚門賣笑”，就是指的這類窯姐，屬于“合法”的中下等妓女。在大碼頭文化鼎盛時期，這類批準的窯班就近三十家，主要集中在白馬廟巷子和臨興街一帶。
但公娼中不管是“堂班”還是“窯班”，妓女們大多都是賣身給老鴇的性奴，先撇開職業的貴賤不說，僅從人身支配權失去自由這點來講，“堂班”和“窯班”的小姐平時不管有多么風光和鮮亮照人，其社會地位是被動的，也是因生活貧苦所迫，是社會最底層的貧苦階層。
2.“私娼”。顧名思義，就是未經政府和有關部門批準的，自然，也就不存在“合法”和納稅的事情。其從業人數也就無法統計，據估計可能不下150人。
與“公娼”相比，私娼的優勢就是人身權的自主，妓女既可以寄居在老鴇處給老鴇一定的分成，也可另立門戶和單獨拉客，大碼頭私娼的特色就是單獨的租一間小屋，這類小屋多為居民在房屋旁邊另搭的七八平米的偏舍，俗稱“吊腳樓”，這種吊腳樓是以前資江岸邊的一道惹眼“風景”，租金一般為每月一元大洋，而私娼多以洗衣女的身份租用，自然，主要職業則是自己拉客或經皮條客介紹賣淫。
但最具大碼頭特色的則還是被船客和排古佬租用跑漢口碼頭，這也是當時妓女們穩賺大錢的機會，在這點上，私娼要比窯姐們的機會大得多，因租窯姐不但租金高得多，而且必須給老鴇放定錢，并要保證帶回來，私娼則不同，多是無根的外地女子，不但租金少，而且不必帶回來。但也正因為私娼有這種自由權，故風險性也就大得多，比如，那些放排的排古佬，租時說的是一個人或兩個人，但一上排，實際上是六七個人，這時喊天講理全不頂用，只得忍蹂躪，如果碰到黑心的排客，不但劫色劫財，有時甚至連性命都遭謀害，解放后曾傳說過一個被六個排古佬蹂躪得妓女跳江被救起來的事情。當然，這類謀財害命的事情還是極少發生，不然，“租用”跑漢口也就不會被認為是“機會”了，但被多人“租用”的事情則是經常的，因此，被船客排古佬“租用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差事，但多數私娼也就利用這種“租用”的機會轉戰到武漢去了，自然，也有在武漢混不下去搭洋船回來再“租用”跑漢口的。要不，私娼被船客排古佬租用也不會成為大碼頭娼妓現象的特色。
但私娼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也是相當低下惡劣的，從法律上來講，每次政府的“禁娼”和“取締賣淫”就是從她們身上開刀，因此，每年都難免碰到“打擊”的厄運，有時政府為了顯示“取締的成果”，還把她們抓起來游街示眾。平時即使不“打擊”，但幾乎每天都難免遭到警察和流氓地痞的敲詐勒索和“漫嫖”，至于受其它的性虐待和打罵那更是平常事。因此，她們雖然不是社會地位上的性奴，但她們的處境實在比賣身的娼妓還要悲慘和可憐。
這里還有一則鮮為人知、但說起來卻十分辛酸的故事；民國33年6月（1944年）日本人進犯益陽，當時縣政府的官員們聞風而躲避到新市渡去了（資江南岸），誰知日本人卻遭到了益陽軍民、包括美、英、挪威等國際友人在資江北岸的頑強抵抗，日本人一時過不了江，而躲避日本人的縣政府卻反而鉆進了日本人占領的南岸，為了保命，于是，便利用當時懂日語的漢奸陳炳輝（日占領期間曾一度任益陽偽縣長）組織成立益陽維持會，陳炳輝討好日本人談判的條件居然是在龍山港設置妓院，組織20多名青年婦女來招待日本人，這20多名女青年多數都是私娼（有的是逼良為娼的良家婦女），這些逼良為娼的婦女平時是政府打擊和勒索的對象，現在卻組織起來集體為娼，并且不能說是賣淫，因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給錢。她們客觀上是用她們的肉體救了逃躲的縣政府，但她們心靈上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呢？這樣的政府平時對她們不是打擊就是勒索，國難當頭時，他們非但不能保護自己的姐妹，反而要這些“賤女人”受蹂躪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這樣的政府是個什么東西！這是什么世道！
3.“暗娼”。暗娼在大碼頭經濟圈中，這又是另一種具有特色的現象，因大碼頭是新增的居民區，這些居民大多都還處于不太穩定的生存環境之中，其中的多數都是碼頭搬運工和木匠雜工，都是外地農村“闖生活”新住進來的“打工崽”，主要集中居住在熊家坪和菜園巷一帶（解放后叫三角坪和群眾街，現又恢復了老街名），這種生活群里是需要女人、也自然會有女人的，有的是從農村里帶來的妻子，有的則是臨時搭伙合居的男女，當然，還有的則是容身的私娼姘居，這種生活區里，男人一般都是到碼頭和船廠去做工，而女人在家常是為男人洗衣煮飯、種菜和干點家庭副業，如果社會經濟穩定，生活風氣好，這種生活狀況原本是可以穩定下來的，但當時的社會經濟是無法保障這兩點的，于是，其中不少的女人便因生活所迫做起了“暗娼”，那么，這里暗娼的特點也就凸顯出來了：即多為本地有根的居家婦女，賣淫的事丈夫和男人也是知道的。至于有多少這樣的暗娼，這倒真是難以統計和估計的，因這種暗娼的事情不是主業，甚至還算不上正常的副業，故此不好結論。
（由行者整理，非原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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